中国典当历史悠久，各类名人涉及典当业经营的现象尤为突出，当然他们通常都属于兼做而已。
唐代国力强盛，工商业发展加快，货币需求迅速扩大，这些都使典当的存在和兴旺具备了坚实的基础。当时，曾横行唐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公主，依仗其父唐高宗、其母武则天之威，不但横征暴敛，“田园遍千近甸膏腴”，而且热衷经商之利，“市易造作器物，吴、蜀、岭南俱造，相属于路”，“货殖流于江剑”。以此富可敌国之雄厚资本，她又在家中开设质库（即当铺），其规模、实力可以想见。这是古代官僚资本最早向金融业转移的典型例子。《魏书》卷四十八载，开元二年（714）太平公主自杀后，“籍其家，财货山积，稀奇宝物，侔于御府，马牧羊牧田园质库，数年征敛不尽。”
明嘉靖朝（1522年至1566年）期间，家居湖州的礼部尚书董份，“富冠三吴……有质舍百余处，各以大商主之，岁得子钱数百万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质舍”就是当铺，而所谓“子钱”便为当铺利息。
古代著名小说《水浒全传》中曾提到卢俊义被逼上梁山前开过当铺的事。一行人“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，自歌自笑，去了复又来，小儿们哄动。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，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……”这里的“解库”便指当铺，乃宋代通称；而“收解”意为收当，即当铺员工与当户进行典当交易活动。
进入清代以后，名人开当风起云涌，愈演愈烈，颇成气候。当时，不仅民间当铺盛行，而且官府典当亦很红火。如康熙年间，大官僚、大地主、刑部尚书徐乾学，就以白银10万两贷给盐商项景元，每月取利3分，同时又借给布商陈天石本银10万两，由其在北京正阳门外大蒋家胡同开设当铺。
再如嘉庆四年（1799）被罢官抄家赐死的乾隆万年头号宠臣、首席大学士和王申，极善搜刮，家产万贯。据抄家清单所载，他有赤金580万两，生沙金200万两，元宝银940万两，土地8000余顷，古董、玉器、瓷器、绸缎、皮张、洋货则不计其数。在此巨富之下，和王申便以当朝宰辅、权贵班首的地位投资于金融业，开有“当铺75座，银号42座”，从而增值财富，扩大私囊。
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、康熙朝江宁织造曹寅死后，也曾遗存“张家湾当铺一所，本银7000两”。
就连清末大太监小德张，亦拥家资2000万元左右。他在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和北河沿，先后开设水庆、水存两家当铺，资金达10多万两。
更有甚者，清代除了民当、官当之外，还有皇当，即皇帝本人亲自批准和支持开设的皇家当铺。
雍正帝是皇当得最初倡导者，他曾多次拨出专款派人开设当铺。同样爱财并善于理财的乾隆帝，与其父如出一辙，对皇当倍加热心。按照他的指示，对于皇亲可得俸银的处置，是由皇室派员设立当铺为之运营，使之增值。
近代以来，官当之风更是横扫天下，清代身居要职的军政大臣们，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参与典当经营。比如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，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，都曾开设官当，并运用地方政府权力，干涉辖地内的当期、利率等，对地方典当业的发展施加了强大影响。